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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任不能代替监督

树百年在线 / 2013-04-29

    完善制度建设,强化干部监督,是十八大报告传递出的一个强烈信号。

    1130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与学术界人士座谈时指出,信任不能代替监督,指出了我们制度建设中一个严重的文化障碍。

西方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是“性恶论”,假设所有人都是坏的。“把权力关进笼子”,成为现代政治理论的基本共识,从而使制度设计走向法治化。

我们的文化强调人性善和 “大多数人是好的”,更希望道德自律和道德约束,注重信任,忽视监督。深入地分析,是缘于面子与人情。鲁迅先生说:“面子是中国人精神的纲领。”这是我们文化中一个很不好的基因。监督谁,似乎就是不给谁面子,被监督的人,也觉得没有面子。

传统文化认为:用谁,就要全面地无条件地信任谁,所谓用人不疑,疑人不用。如孙权之于周瑜,刘备之于诸葛亮,完全地信任,完全地放手,千百年来传为美谈。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情结:自认是赤胆忠心,天地可鉴,但接受不了被怀疑,被监督,视不被完全信任为屈辱。“父为子隐,子为父隐”,“吾爱吾师,吾更爱真理”中西两种文化的源头,使西方惯于对事不对人,中国则亲亲相隐,不言人短,不论人非。这种文化潜意识成为监督制度建设的深层次障碍。 

现代人才观认为:疑人可用,用人要疑。人随着环境的改变,世界观、价值观在不断地变化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任何人都是可被怀疑的。如果疑人不用,将没有可用之人。只能是在实践中发现人才,培养人才。既要给人才以施展的天地,又要有严格的监管。“周公恐惧流言后,王莽谦恭未篡时”,识人是非常困难的事,客观地说,许多出问题的官员在被提拔时还是比较优秀的,上级也是出于公心的。再好的干部不置于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下,都会有蜕变的可能。主观的伯乐相马要变为客观的考场试马,赛场选马。再值得信任的马,也要被套上缰绳,不能任由天马行空。许多革命先驱最后走到革命的对立面,说明昨天的辉煌与正确并不是明天可靠的保证,这就要用制度约束,保持合理适度的怀疑,监督贯之于始终。

人是矛盾的复合体,集善与恶于一身。正是因为人的复杂性,在用人上,要信任与监督并重,以信任弘扬其善,以监督防范其恶。历史已反复证明:权力的制衡、严格的监督远比个人的自觉更可靠。

监督是最大的爱护。应当承认,许多倒在贪腐上的干部,是有能力、有头脑、有胆魄、有政绩的,他们因出色的表现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力。权力的本质具有无限的扩张性和排他性,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。正是没有监督的信任腐蚀了他们。监督就是悬崖边上的护栏,站位越高,越需要栏杆的防护。一位对审计工作很有研究的领导讲:审计的作用之一是 “岔道口上指路,悬崖边上救人”。就是以日常的严格监督,防止干部失足坠落。 

经济建设是核心任务,在经济工作中处理好信任与监督的关系,也甚为重要。 

政府要抓好自身建设,不断提高效率,提高服务意识和能力,以诚意取信于民,取信于商,与商家建立互信,吸引客商投资。同时,也要牢记,信任不能代替监督。在对近年招商引资项目跟踪审计后发现:建立信任易,监督落实难。资本的天性是逐利,利益最大化是资本运作的原动力。生意是生意,交情是交情,本应分得清楚。但中国人抹不下面子,总是把交情与生意混为一谈。合伙做生意,开始是相互信任,由于没有监督机制,逐渐心生猜忌,最后反目成仇,善始者众,善终者寡。在近年招商引资大潮中,承诺不到位者有之,抽逃资本者有之,套取财政补贴者有之,甚至招摇撞骗者也时有所见。招商引资,实质上就是地方政府与外地企业合伙做生意,必须在法律法规政策的框架下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,有详细的路线图和严格的时间表,有严密的监督机制和违约处罚措施。这才是精诚合作、长久信任的根本保证。政府代表和维护着人民的利益,承载着群众的希望,在引资时不仅要有热心,有诚心,也必须有戒心,对资本逐利的本性时刻保持着警惕,在强化互信的同时不忘有效地监督。

孔子讲人生最高的境界是:随心所欲不逾矩。这个矩既可以理解为内心的道德自律,也可以理解为外部的监督。从文化本源上追溯,有效地监督和自觉地接受监督是传统文化中的应有之义,只是在几千年的演化中削弱了,淡化了。现在到厘清信任与监督关系的时候了。犹太人有句谚语:不要把钱借给你的朋友,不然,钱也没了,朋友也没了。正是因为只有信任而没有担保、抵押等监督措施,最终也失去了信任。现代公民社会应该形成这样的共识:基于信任的监督才是真正的关心和爱护,基于监督的信任才是真正可靠的信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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